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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任行书《钓诗台咏》轴鉴藏

 

 
王思任行书《钓诗台咏》轴,浙江省博物馆藏王思任行书《钓诗台咏》轴,浙江省博物馆藏
  □李旭开
  这是一幅看上去很唯美的行书作品,笔致清新流畅,结体温润秀美,三行式条幅、简洁的落款使原本疏朗的章法更显得空灵剔透,耐人寻味。作品所书《钓诗台咏》五言律同样具有简洁明快、朗朗有声的特点,“钓台高百尺,不钓鲂与鲤;一钓飞土篇,再钓及正始;把竿李太白,下饵杜子美;不如无字诗,明月钓流水”。文辞清新雅正,比况神奇,看似平易浅出,实则意境开阔简远,空灵之中有禅意,浪漫之中见匠心,与其随意、闲适的书法作风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不愧是一件诗书合璧的好作品。
  此作纵179.1厘米,横51.9厘米,绫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作者王思任(1574-1646),明末文学家,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稽山外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年间进士,曾任知县、州推官等职。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王思任被委任为礼部右侍郎、尚书,后因绍兴为清兵所破,守节绝食而亡,享年72岁。此人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比之明代大多数书家并不逊色。他能书善画,诗、文最精,所画山水格调高逸,所作诗文才情烂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为其诗文作序。其书法以行草为工,有山阴遗风,主要得益于智永、虞世南;草书学释怀素,瘦劲圆通。早在担任青浦知县时期,他的书法就曾受到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赞誉。可见,王思任是一位颇具艺术天赋的文人。
  在古代中国,人们笃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读书人,他们总是盲目自信,误以为能读书就一定能做好官、做好事、做好一切。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目空一切,自视甚高,而实际上多是行动的矮子,正如百姓们所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不断重复着一条老路:考功名、走仕途、当大官,从而实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殊不知性情有乖巧,术业有专工,更何况人世间的事远比书本要复杂得多。读得了书,未必通得了科考;通得了科考,未必做得了官;即便当了官,也未必有机会、有条件让你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又非人力所能勉为,因此中国文人的命运大多带有悲剧色彩,十有八九不如意。面对命运不济,有的人悟了,转而成就另一番事业;有的人却至死不悟,在官场纷争中苦苦挣扎,最终耗尽一生才情。王思任属于后者。应该说,他的人生开局是顺畅的,20岁中进士第,继而当了知县。可就是这样的底层官吏不仅迟迟得不到升迁,还屡屡蒙冤受诬,数次被遣返乡里。王思任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能我们不敢妄加评说,单就那“天生善谑”的性格便是为官者所不容。众所周知,历来官场险恶,谨言慎行,如履薄冰,王思任却全然不知,居然自号“谑庵”,以“谑”为乐。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更是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权利倾轧异常复杂。面对这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王思任既不自知也不识时势,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王思任的可悲不在于他时运不济、仕途不顺、人生不如意,而在于他白费一生才情,至死未悟人生的价值所在,竟然以死守节充当人生的完满,实在是迂腐透顶。
  王思任一生迷恋做官,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作为,反倒是以游戏心态、坦然处之的诗文书画彰显了他的才情。每当他在官场上折腾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的时候,才会拿起笔来,借此抚慰受伤的心灵,找回做文人的感觉;一旦“圣上”召唤,他又会不顾一切地投身那是非之地,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到头来终是一场空。王思任于书法大致如此。就此行书诗轴观之,其天赋不可谓不高、才情不可谓不富,只因临池功力不足,表现技法单一,无法达到应有的高度。譬如通篇六个“钓”字,用笔、结体几乎完全雷同。此轴书写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从笔道、趣味上分析,应当属于晚年之作。试想,一个穷经皓首一辈子又极具艺术天赋的才子,其书法如此表现平平,显然有些难如人意。假使他能够像其好友董其昌、陈继儒那样,不被官场所累,在“业余爱好”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其书法水准一定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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