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默涵
信札是一种“点对点”的私密文字往来形式，作为消息往来的重要媒介，其信息丰富、书写自由、情意自然，最能表达书者的情意。古人遗留下来的尺牍不乏精品，书法名家的信札更是艺术珍品。笔者从北宋三位名家蔡襄、苏轼、米芾的书迹中，选书于新年正月者，各家一件，略作赏析。
蔡襄行书《谢郎帖》 蔡襄行书《谢郎帖》
释文：
谢郎春初将领大娘以下各安。年下朱长官亦来泉州诊候。今见服药，日觉瘦倦，至于人事，都置之不复关意。眼昏不作书，然少宾客，省出入，如此情悰可知也。不一一。襄送。正月十日。
蔡襄这件手札，书于他在泉州的第二任期内，时间是嘉祐三年(1058年)夏至嘉祐五年(1060年)秋，故才有两次书于“正月十日”的可能。蔡襄这阶段47至49岁，其书法达到成熟，此时期的《扈从帖》(皇祐四年，1052年)、《安道帖》(至和二年，1055年)、《澄心堂纸帖》(嘉祐七年，1062年)，均可谓蔡襄手札的上品。
《谢郎帖》，纵26.5厘米，横29.1厘米，行书9行70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书者“谢郎”，是蔡襄长婿谢仲规，这是封在正月十日写给他的信。由内容看，蔡襄染恙，体况不佳，言语上并不投入。从书法看，字形上有褚遂良的体势，下笔柔软，结字偏零碎，似秋叶离落寒枝。蔡襄信中自谓“眼昏不作书”，可能这也是该札落笔不准的客观原因。大大的一个“药”字十分传神，想远方的女婿透过这些文字就可理解亡子丧妻的岳父此刻的心绪。
时代与风尚所致，蔡襄的书学道路，是从周越开始的，这让他早期的字迹失于柔媚。但他勤勉，学养又高，这点欧阳修和苏轼都有肯定的评论。蔡襄在书法上的辛勤让人敬佩，若测量一位书家的法度与创造性，蔡襄前者大于后者，导致他写字对细节的经营盖过了自我风格的营造。回到《谢郎帖》，蔡襄通过这封信，向女婿描述自己的近况，也算是新年的问候。这种与书法较量无关的人的情意，即便冷落，也是本文笔者想客观呈现给读者的。
蔡襄是位从容守正的书家。他的书法地位虽几经起落，抛开“勒字”、“少年女子”、“闺房态度”这些蔡氏身后的论点，他自身的书法实践和为振奋并不理想的北宋书坛而做的努力，仍值得重视。
苏轼行书《新岁展庆帖》 苏轼行书《新岁展庆帖》
释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如何？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闭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餘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丈阁下。正月二日。
(另纸行书)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 怅，但顿首润笔，新屋下不愁好画也。
这是一封写给“季常先生”的信，与《人来得书帖》合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纵30.2厘米，横48.8厘米，行书19行，249字。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目》中有考证。“季常先生”是苏轼好友陈慥，根据苏轼、陈慥、李常三人在元丰年间的活动与相关书信资料，《新岁展庆帖》的书写时间是在元丰四年(1081年)正月二日。书信前一日，苏轼得李常之信，知其将在上元节后出发，月底到达黄州。于是他在正月二日写信给陈慥，邀他到时同来。李常也是苏轼好友，南康建昌人，元丰年间“落校理，通判滑州”。苏轼至黄后，有定慧院和临皋亭两处御所。《新岁帖》提到“上元起造，尚未毕工”，应是指他黄州第二年，以军职之便于郡城之东申请废地开垦、建筑之事，一年后的二月雪中，“雪堂”也起于此。由于不能陪游上元节，故提到将沙枋木制的灯笼随后送去。信首段后半部分，苏轼提到了扶劣膏、木制茶具两件事，此二物分别出现在同期苏轼与李常、陈慥的信件中(《与李公择》、《与陈季常九首之七》)，表明元丰年间三人来往的联系。
《东坡集》卷七十四有苏轼在元丰三年末的一封答秦观信，其中讲，“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指道家方士之言)。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该信书写时间与《新岁展庆帖》前后相距不远，均是了解苏轼治黄初期行踪的重要线索。
苏轼写字，有严格的基本训练与广泛的习古实践，早年有诗“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足显其发奋之志向，但在29岁时作《次韵子由论书》中提出“守骏不如跛”的转变，一方面有禅宗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轼懂得入“法”太深的危害，也看到世风中的图妍陋习，所以他开始反道求异，这是与蔡襄不同之处。《新岁帖》的字形扁粗略右倾，墨色浓稠，都是苏轼的具体做法。《新岁帖》是苏轼中年之作，本是平常信件，但全篇精致用心，笔画分明，自然的牵连显示自在、清晰的思绪，若如与秦观信中讲，此时苏轼正在天庆观中养生修行，个人可能处于一种平和无念的求静状态。
总结起来，苏轼对自己的书法十分自信，正如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自用我法，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所谓“意”，是一个微妙不可道的内心体会，这种体会直接通过写字表现，所以以安详肃穆的尺度无法欣赏苏字。
居黄五年，苏轼过着近乎农人的生活，其号“东坡”就得于郡城东所请之废地。黄州虽是凋敝小城，但远离京师，耕作劳动与临江风光给苏轼一个重新思考人生与创作的空间，对于一个自黑暗压抑处解脱而来的人来讲，真是命运的抚慰。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低头躬耕、养生禅修、游历山水，用淡然的态度送别曾经的政治雾霾和纷乱。这段时间也成就了不少诗、书佳作，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东坡八首》《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诗》。
元丰四年(1081年)新岁，苏轼45岁，在守望东坡的心情中，苏家迎来了至黄后首个“春节”。新岁美景未展，但从这封信中，通过苏轼的话语和字迹，我们已经读到苏轼对黄州生活的信心与期待。虽自信手，但字之转折、牵连处散逸出一种如早春般清冽舒展的感觉，是书者心情的写照。
米芾草书《元日帖》 米芾草书《元日帖》
释文：
元日明窗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永怀可知。展《文皇大令》，阅，不及他书。临写数本不成，信真者在前，气焰慑人也。有暇作谱，发一笑于事外。新岁勿招口业，佳。别有何得？泗戎东下未？已有书至彼，俟之。
这件作品是南宋高宗内府所藏米芾《草书九帖》之一，随《吾友帖》《中秋登海岱楼诗帖》《海岱帖》合装，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四件作品风格相近，似同一时期所作。《元日帖》纸本，纵25厘米，横40厘米，草书10行75字，为米芾中年所书。
这封信未显示收书人，根据结尾处有泗州的地点信息，说明该帖可能写于米芾任职涟水时，即绍圣四年至元符二年春间(1097-1099年)，时芾近50岁。米芾在涟水仅任两年，政绩、家庭、创作、意趣都在平静中稳步发展。于此形成鲜明对比，晚年的苏轼正遭二次迫害，谪居海南，已近生命终站。元符新岁首日，在这大地春回、展望无穷的日子中，米芾却在恭敬地阅读、临习收藏的铭心绝品《唐文皇手诏》，并将临习不成的遗憾，以轻松的口吻告之书友。米芾告诫他，新年伊始，不要招致嘴上恶业。由信首可知，这位友人当时身在涟水西北方向。徐邦达先生认为此人就是与米相齐的薛绍彭，其时可能在汴京。
明代都穆在四帖后跋曰：“……尝入绍兴秘府，后有其子题识，盖海岳平生得意书也。其中有登海岱楼小字注云：‘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夫海岳书，可谓入今人之室，而其自言乃尔，后之作字者当何如耶。”
米芾是“宋四家”中最晚一位，虽未经过科举的煎熬而顺利入仕，但官运未曾显达，即便任礼部员外郎、书画学博士之职，也无大作为。他行世颠逸古怪，其实这些怪异举止的深处，是他对自己清醒的认知，他用这些表明自己的特殊，而最能传达自己性情的方式，还是书法。
米芾行书功力最高，但草书有独特意韵。这件《元日帖》，就代表了他草法的高度。元符元年，米芾购得《晋贤十四帖》，启发了他对草书的认识。他取法晋人，曾在《论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米芾欣赏小王，曾谓“子敬天真超越，岂父可比也”。《元日帖》的特点是字间很少连绵，但能做到首尾相接，左右呼应，若行若藏，使得布局自由不凌乱。笔意极尽变化但无浮华，露锋起笔，顿挫起伏，变化轻重，这样便呈现一种天然真易的状态，也较晋人少了几分潇洒，可能是结思先于下笔的安排所致，故《元日帖》的文人之气较重。
宋人用表达各种意趣的尚意追求，开书法新风。在书法发展艰难的北宋时期，越过了“唐人法度”的高山，探索出一条书艺的新路。虽方向同一，但各书家自有面目。米芾写字，精勤同古人一样，“未尝片刻废书”。他早年学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人称其字为“集古字”，实集的是古法，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的诸家长处，并非单纯点划的拼凑。
米芾曾撰一卷《海岳名言》，是他艺术观的直接表达。全书不成体系，也没有传统书论的“遣辞求工”，只以其性情快语，欲达到“要在如人、不为溢辞”的实在目的，于是就留下了书法史上少见的痛快、全无伪装的言语，与其为人举止相符。“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不过这些并非妄谈，因为米芾以晋人古韵为审美标准，又有早年深学唐人的领会，故能跳脱出来讲话。虽然毫无顾忌，但不在于攻击前辈同仁。他欣赏那种毫无矫揉的字，力求天然，反对作字模仿与描画。
米芾于习书、作书、藏书、鉴书、论书都有深入的实践与体会，这在“宋四家”甚至书史上，都是少有的现象，正如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六十八首：“从来翰墨号如林，几见临池手应心？羡煞襄阳一支笔，玲珑八面写秋深。”
结语
正月，中国人最重要的时节。风霜尽，气象和，它是新一年的开始，也是对过去一年的回望。“占气候，说丰年”，是古人最基本的期待。笔者按“书于正月”的条件，“检索”了三件北宋代表书家的书信墨迹。他们的书法各具特点，同是北宋时期书坛的活跃人物。“宋四家”的复杂关系、蔡襄的书法地位，并不是笔者的用心之处，而隐藏于书迹背后的书写者的心情，才是笔者所想展示的。
同在正月祥瑞的气氛中，《谢郎帖》之冷肃、《新岁展庆帖》之淡定、《元日帖》之纯简，三人私密的心情，今日我们却可想见一二。这三件自然书写的信札，既是书法名品，又是三位书家真实的情感映射。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晓日腾腾，春符处处，众生的喜悦与期盼不言而喻。怎奈物理与人情千百交织，人的悲喜在新年的气氛中，或是升杨，或为压抑，都是真实的情味。
来源：《文物天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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