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其《太仓稊米集》中有“东坡老人居儋耳,尝独游城北,过溪,观闵客草舍,偶得一蒻笠,戴归。妇女小儿皆笑,邑犬皆吠,吠所怪也。六月六日,恶热如坠甑中,散发,南轩偶诵其语,忽大风自北来,骤雨弥刻”一诗,其诗曰:“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东坡戴笠图》”又称为“《东坡笠屐图》”,这是关于这一传统绘画母题源流的详细记载。至于目前所知最早创作此画者,则可追溯到苏轼好友、人物画家李公麟。李公麟在其《东坡笠屐图》中题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这是关于创作《东坡笠屐图》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李公麟原画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和后人摹本中得知,李公麟不止创作过一件《东坡笠屐图》。在此之后,直到20世纪,创作过《东坡笠屐图》的画家不计其数。笔者曾对苏轼同乡张大千所画诸多《东坡笠屐图》有过关注,此文则重点探究明清时期的《东坡笠屐图》。
关于明清时期的《东坡笠屐图》,已有徐晓洪和应一平等学者撰文阐述。两文关注的重点是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所藏《东坡笠屐图》。笔者在此基础上,对搜集的所有明清时期《东坡笠屐图》展开讨论。
(明)朱之蕃 东坡笠屐图
纸本设色 纵92厘米,横29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画过《东坡笠屐图》者有唐寅、仇英、尤求、曾鲸、张宏、朱之蕃、孙克弘、娄坚,而清代画过《东坡笠屐图》者则有黄慎、李鱓、华嵒、蔡筱明、余集、张问陶、宋湘、居廉、费以耕、张廷济等人。他们所绘的《东坡笠屐图》,如果从造型来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头戴斗笠,脚蹬木屐,腰微屈,两手提衣,亦步亦趋向前迈进。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将此类型称为“提衣型”,如明代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曾鲸的《东坡笠屐图》(西安美术学院藏)和清代居廉的《东坡笠屐图》(香港艺术馆藏)。另一类为头戴斗笠,脚蹬木屐,一手拄杖、一手提衣(或举手),怡然自得地前行。同样为了表述方便,将此类称为“拄杖型”,如明代孙克弘的《东坡笠屐图》(天津博物馆藏)和清代费以耕的《东坡笠屐图》(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当然,也有一些《东坡笠屐图》会有衬景或造型的不同,但大抵不离此两类。
曾鲸和居廉的《东坡笠屐图》是明清两代提衣型《东坡笠屐图》的代表。前者为赋色人物,秉承了曾鲸一贯的肖像画风格,在人物面部作了晕染,将苏东坡在艰难困苦中不屈的表情刻画出来。人物衣纹线条流畅,赋色鲜明。作者有题诗曰:“汤嗔如屋谤如山,且看蛮烟瘴云间。白月遭蟆蚀不尽,清光依旧满人寰。”此诗乃元代诗人郑元佑所作,其诗同情苏东坡的遭际并以“白月”“清光”比喻其不灭的人格魅力。故此图虽然只是简单地描绘苏东坡笠屐的场景,却是别具怀抱,昭示一种不屈的精神内核:后者为淡设色,以墨线勾勒出人物轮廓,面部辅之以浅赭色。人物基本上以白描的技法,将苏东坡双手提着长袍小心翼翼行进的狼狈形象刻画得生动有趣。作者以篆书题画名曰“笠屐图”,并有题识:“丙戌春三月写为春生三兄方家大人雅正,弟居廉”,钤白文方印“古泉”。据此可知此画作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是应“春生三兄”邀约所绘,说明在晚清时期,《东坡笠屐图》这样的题材受到人们的激赏。
从源流来讲,明清时期的《东坡笠屐图》大多是对宋元时期作品的传移模写,有来自北宋的李公麟,也有来自元代的赵孟、任仁发、钱选等。虽然李公麟原作已不可见,但从明代朱之蕃的作品中大致可略窥其面貌。朱之蕃《东坡笠屐图》的诗堂有梁启超题跋:“朱兰嵎临李龙眠所画东坡先生笠屐像,曾藏翁氏苏斋,今归饮冰室,乙丑正月,梁启超”,朱之蕃亦有题识:“东坡一日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篛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吠,东坡谓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偶然琐事,率尔片言。粉墨载之,未播人间。与巧显融,宁直迍邅。人中之龙,仙中之仙。景止高风,有托而传。万历己未四月四日朱之蕃临并志以赞”。“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乃晚明时期。朱之蕃题识特别说明“右李伯时写像”,说明是直接临摹自李公麟,据此亦可探知李公麟所绘《东坡笠屐图》当为两手提衣型。在裱边右侧,有翁方纲题跋云:“吴门尤叔野茂先藏松雪《白描坡公像》,后有陆五湖师道题云:有合于伯时所作,按藤杖坐磐石,意态也。又南海朱完所作《小金山像》及长洲李枢所藏松雪画像,皆与宋真本像相合。盖疏眉凤眼,秀摄江山,两颧清峙,而髯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是为宋李伯时之真本。赵松雪、朱兰嵎所临,皆足证也。壬戌二月廿二日以此数本合对得真,敬识于此,苏斋学人翁方纲”,该跋收入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文字略有不同。翁氏经过考订,称朱之蕃所临《东坡笠屐图》和赵孟的《白描坡公像》均源自李公麟的真本,而且明确指出苏东坡的形象为“疏眉凤眼,秀摄江山,两颧清峙,而髯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因此,在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已经失传的情况下,朱之蕃此本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现在存世的提衣型《东坡笠屐图》,其直接的源流,应该都来自李公麟。
笔者在《张大千与〈东坡笠屐图〉》一文中谈到,现存的三件张大千《东坡笠屐图》(分别藏于四川博物院、吉林博物院和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均临摹自元代任仁发,其造型属第二类,即苏东坡一手拄杖、一手抬举,阔步向前。在明清时期的《东坡笠屐图》中有不少便是属于这种造型。近人蔡莜明摹写的《东坡笠屐图》(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为苏东坡双手提衣型。中有作者题识云:“景定三年望赐进士钱选舜举画。丙寅寒露蔡筱明临绘于露香书屋。”钱选(约公元1239—1299年)为元代画家,据此可知至少在元代,便已出现《东坡笠屐图》的另一造型。
在清人齐学裘的《见闻续笔》中著录有“唐六如《东坡笠屐图》,纸本,自题五古”。遗憾的是,唐寅(公元1470—1524年)的《东坡笠屐图》原图已经失传,庆幸现在尚能见其《东坡先生笠屐图》拓本。在图中,唐寅有这样的诗句:“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至家,妻儿笑满室。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有意思的是,孙克弘的《东坡笠屐图》抄录的诗句与唐寅画一致,其构图亦为一手拄杖、一手提衣。这种较为程式化的图文显示出在明清时期,《东坡笠屐图》缺少原创性,基本上是对前人的心摹手追。这种同一绘画母题的作品,在绘画史上极为常见。它们经常出现相类或大致接近的构图,如《文姬归汉图》、《东山报捷图》、《春夜宴桃李园图》、《西园雅集图》、《赤壁夜游图》、《钟馗嫁妹图》、《汉宫春晓图》、《胡笳十八拍图》、《兰亭修褉图》、《海屋添筹图》、《维摩演教图》、《搜山图》、《洛神赋图》、《萧翼赚兰亭图》、《袁安卧雪图》、《渊明归田图》、《伏生授书图》、《莲社图》、《孝经图》、《昭君出塞图》等绘画主题都有类似的现象。有趣的是,孙克弘绘制过不止一件《东坡笠屐图》。陈继儒的《晚香堂苏帖》卷首的东坡像即为孙克弘所绘,其主题即为《东坡笠屐图》(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此画原作现在已不可考,所存为石刻拓本。图中,苏东坡头戴斗笠,脚蹬木屐,左手拄杖,右手扶杖,意欲前行。这种造型与其他《东坡笠屐图》略有不同。
从形制上讲,明清时期的《东坡笠屐图》基本上为立轴,只有少量为扇面,其他形制如册页、手卷则尚未见。笔者所见扇面作品有清代画家费以耕的《东坡笠屐图》。费以耕为人物画家费丹旭(公元1802—1850年)长子,能承家学,亦以人物画见长。该图所绘苏东坡右手拄杖、左手提衣,踉踉跄跄行走在山间小道。作者有题识曰:“坡翁尝山行,遇雨,觅得田家笠屐。两妇人望之,惊讶为神仙中人云。辛酉九日仿华秋岳画意于海上。子伊二兄大人雅正,余伯费以耕”,钤朱文方印“余伯”。此画虽为咫尺之幅,却能将苏东坡冒雨行进在山间崎岖小路上的狼狈情景刻画得栩栩如生。此处题识的内容与周紫芝记载及诸家所画略异:一是“山行”,很多作品并无交代苏东坡是行走在山中抑或平地;二是“两妇人”,一般所绘是指妇人和小儿;三是此处并无“犬吠”,而在其他画作和文献记载中都有提及。作者注明此画乃仿“华秋岳”。
“华秋岳”即“扬州画派”的代表画家华嵒,以画花鸟和人物见长。现在也无从得知华嵒原画的情况,但从费以耕作品大致可推测,华嵒所绘《东坡笠屐图》基本沿袭了一手拄杖、一手提衣的造型。作者署年款“辛酉”,则此画作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
(明) 孙克弘 东坡先生笠屐图
明陈继儒《晚香堂苏帖》卷首
在传世作品之外,还有不少明清书画家创作过《东坡笠屐图》。在文献记载中,可以清晰地见其绘制《东坡笠屐图》的情况。
明末清初诗人兼书画鉴藏家宋荦有《题东坡笠屐图》曰:“予家藏绢本《东坡先生笠屐图》,当是元人笔。其上题曰:东坡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箬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六百余年后,犹可想见。会予订补施注苏诗成,因抚其像于卷端,以识向往,盖康熙己卯六月二日也”,据此可知,宋荦曾于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根据家藏元人本临摹过《东坡笠屐图》。
石韫玉在《独学庐稿》有《题娄子柔画〈东坡笠屐图〉,即和帧首周紫芝诗韵》云:“文采风流仰大苏,笑他章蔡是庸奴。雨中笠屐真堪画,海上风涛亦可娱。身似神仙常散诞,心经忧患益薕隅。紫芝评跋娄坚笔,嘉话于今视此图。”“娄子柔”即晚明时期书画家娄坚,上海嘉定人,以诗文书法见称,著有《吴歈小草》和《学古绪言》。关于其绘事,仅有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录》中著录其《画暨阳绝句卷》,其他既无相关记载,亦无画迹行世。石韫玉诗题明确注明其画《东坡笠屐图》,或可补典籍所载之阙如。据诗题及诗意,此画当为一手卷,引首或抄录有周紫芝的诗,抑或在周紫芝书诗之后由娄坚补画《东坡笠屐图》。两个隔代文人关于苏东坡的诗画集于一卷中。
张问陶(公元1764—1814年)是清代中期的文学家,兼擅书画,为四川遂宁人,著有《船山诗草》。在其诗集中,他曾写有《嘉庆丙辰腊月十九日,与赵味辛、温谦山(如能)两舍人,方茶山、伊墨卿两比部,温筼坡、洪稚存两编修集于椎存卷施阁,为东坡先生生日设祀,稚存属摹先生画像,并题长句纪之》一诗,其诗曰:“写真何处想髯苏,点笔聊摹《笠屐图》。我为乡人夸坐客,公留生日醉狂奴。文章事小功名大,忠孝心长意气孤。七百余年前后辈,玉堂清梦未应殊。”据此则张问陶曾应洪亮吉之约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摹绘《东坡笠屐图》。张问陶另有《东坡笠屐图》一诗云:“须鬓苍凉异代看,古人风骨本高寒。纵横奇策才终累,忧患余生遇转安。海峤漂流原噩梦,村农谈笑亦清欢。乌台旧案分明在,欲写新诗下笔难”,这是对苏东坡一生遭际的感喟,亦是对自己创作的《东坡笠屐图》的咏叹。
张际亮在其《思伯子堂诗集》收有《二十九日李兰屏刑部彦彬招饮寓庐,见宋芷湾湘观察画〈东坡笠屐图〉,慨然口号》:“宋公才笔似坡仙,偶貌坡仙亦宛然。富贵从来总春梦,秋风难返武昌船”,“宋芷湾湘”即宋湘,广东嘉应人,字芷湾,擅诗文书法,著有《红杏山房集》。宋湘也从未有擅画的记载,更无画迹传世,此诗亦可补证其雅擅丹青之举。张际亮在诗末有自注曰“公去秋觐后出都,卒于武昌官署”,则此诗当作于宋湘仙游之次年,即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
此外,在清人方士淦的《庶余偶笔》中记载书法家、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进士李堂(肯庵),“多善政,写《笠屐图》,留于归云庵,殆今之玉局欤,诗字尤工”;而潘衍桐(公元1841—1899年)编纂的《两浙輶轩续录》中则有《十二月十九日为苏文忠寿,适海昌蒋生沐(光煦)、海盐张受之(辛)新摹〈笠屐图〉,以墨拓索诗》……相信这类记载还有很多,显示出明清时期文人雅士对《东坡笠屐图》的追捧与激赏。
由于明清时期大多数文人有在苏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当天祭祀雅集的风气,在当日必悬挂苏东坡像以供瞻仰,而多数人便选择《东坡笠屐图》作为东坡的标准形象,因而这一时期出现无数此类画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 费以耕 东坡笠屐图
纸本设色 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
苏轼因贬谪到了海南儋州,政治上失意,前途渺茫,所处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瘴气弥漫,身体不适,但就在这样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他还能保持“幽野之趣”,最大限度地超然面对一切,其《东坡笠屐图》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明清时期包括唐寅、仇英、尤求、曾鲸、张宏、朱之蕃、陈继儒、孙克弘等在内的画家,正是借助苏东坡的生命意志与达观人生,或通过《东坡笠屐图》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或在《东坡笠屐图》中找到慰藉,成为苏东坡的隔代知己,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贬谪云南时便绘《东坡笠屐图》,“写以自况,颇能传出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概”。在绘画之外,明清时期更有不少文人借助诗歌等载体表达对东坡笠屐形象的敬仰或从中找到惺惺相惜的心灵契合,如明代名臣兼文学家王鏊有《东坡笠屐图赞》曰:“长公天仙,谪堕人界。人界不容,公气逾迈。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适。琼厓儋耳,鲸波汗漫。乘桴之游,平生竒观。金莲玉带,曰维东坡。戴笠着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晚明书画家陈继儒也有《东坡笠屐图赞》:“问汝无风无雨,何为戴笠披蓑。不是乔装打扮,曾经几度风波。”清代学者陈梓则有《东坡笠屐图》诗曰:“何人写我赤壁仙,衫袖翩翩挟飞羽。饱饭细和渊明诗,海外雄文凤高举。薄暮偶从田舍归,拍手儿童笑而语。下何曾有安石,笠顶空沾相公雨。”他们在礼赞《东坡笠屐图》所昭示的逆境中的超然时,也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从而获得释然与超脱。有趣的是,在明清时期甚至还有文人自写《笠屐图》,将东坡形象替换为自己,以此来自励,如清代诗人董元度便有此举,其《旧雨草堂诗》中《自题笠屐图小照》便是明证:“强着宫袍踏软尘,靴纹面目失天真。韩卢休吠童休咲,我本山中笠人。敢将清兴拟东坡,滑滑其如蹩躠何。指日颊川充钓叟,忘机稳对浴鸥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关注《东坡笠屐图》,便可深味苏东坡及其处世哲学,其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