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碑材

　　唐克扬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建筑和书法似乎是物理世界的两个极端。一种至刚，一种极柔。前者常常为西方人称作“写在石头上的史书”，但在中国，有另一类“建筑”却和后者关系更大，它们是从荒郊野外取回的书刻，置于传统建筑之中构成了意义的空间。

　　河洛常有这样的“碑林博物馆”——最有名的大概在西安，文昌门内三学街15号的博物馆建筑本身算不上特别，不过是故孔庙的若干明清旧构，但里面密密麻麻的刻石却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室内空间——不对，粗大的石方构造的应该是满满“无间”的室内，仅容少量的空隙让人喘息，由于长年被拓印，诸碑的石质更已失去了本色，在本就阴暗的古建筑室内，黑黝黝的石头森林的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空间”或者“无间”的感受。然而，沉重的石头所承载的是过往缥缈的“足迹”，漫漶的“书痕”和实体的“空间”立刻构成了有趣的悖反。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反正我也不是标准的书法爱好者——我想起的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为德国埃伯斯瓦尔德技工学校所做的图书馆，一幢中规中矩的、凝重的混凝土面的房子上，用特殊的技术丝网印满了安迪·沃霍尔式的图像。诺曼·贝伦森说过，观看的意义就是取消观看对象的物质意义，一幅画因此和一幢建筑判然有别。但此处，“书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非物质的符号，只存在于“表面”，又同时实在地占有着空间，如果任何一位中国建筑师深入地了解过这种现象，也许就会作出比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更有意思的“书刻建筑”。

　　石碑代替了墨书的最初缘由据信是“存之长远”。同时代的木构建筑都已灰飞烟灭的时候，用石114方的唐代《开成石经》依然保存在西安碑林之中，历经千年不坏。乍想起来，那些悬于虚空的历史是容易讹传篡改的，而结结实实承载着历史的碑铭地位理当更高，自商、周信然。在《金石录序》中，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就已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可是，金石本身的命运也不见得是那么可靠，有了“字迹”这样相对的概念——既寄寓久远，本身又是“传移”的结果——就有了永恒和变易的变奏，有流传，又磨灭，甚至“以讹传讹”。在秦汉之后，即时的“书写”和物理“印迹”分道扬镳，各行其道：原先只是草稿的“书丹”变得和铭刻一样重要，而各式“拓片”从方便传承的复制品成为同样具有书法价值的罕物。于是，“实有”-“虚无”的新关系连环展开，在战乱中毁坏的原帖连同真正的“手书”让大多数的“真迹”都不复存留了，反倒是它们的复制品一再循环往生。或可说，“虚无”带动了“实有”，“变化”确认了“永生”。

　　例如，宋太宗将419件(另说420件)前朝书法名作刻为后世所说的“阁帖”——“淳化阁”收录的所谓“法帖”，是将古代著名书家墨迹用“双钩”法描摹复制，然后重刻为版印刷，装订成“帖”。苏轼诗云：“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事”非，则“迹”也必湮灭，“碑”和“帖”的关系却不尽如此。翻刻过程中留下的微小现场“痕迹”，比如碑刻上多次拓印形成的“石花”，木版施印的轻重，本来是西方艺术史家所在意的“灵晕”匮乏的明证，是明示“我非真迹”的“破绽”，却为中国的碑帖版本专家津津乐道。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种传统，承载着前代书迹的碑刻，原先大多是被刻意置于变化的洪流之中的，它们构成了某种矛盾意义的景观，东汉以来，包括碑碣、墓志、石经、摩崖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石刻成就了这种特殊的文字的胜迹。“羽岑山民”详细地说明了“刻石”的有九：“……帝王有巡狩则纪，因颂功德，一也。有畋猎游幸则纪，因颂功德，二也……或纪于金，或纪于石……”“记事”“记功”“记德”都非中国独有，我们的传统所专擅的，是种对于恒久的石头纪念碑既期冀又怀疑的态度：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则寿侔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欤？

　　常留在自然风景里与它们融为一体的石碑，据说是可以与“天地同寿”的，所以为石碑所择定的安放所很多是在郊野之中。晚清的文字学者黄易尽游嵩、洛，寻访前朝旧碑，留下了一长串使人遐想的地名：等慈寺、轩辕、大觉寺、嵩阳书院、中岳庙、少室石阙、开元寺、太行秋色、少林寺、石淙、开母石阙、会善寺、白马寺、嵩岳寺、伊阙、龙门山、香山、奉先寺、邙山、老君洞、平等寺、缑山、晋碑、小石山房……在这种语境之中“游山如读史”，对于广大风景的遍历也是对沧桑现实中所隐藏的历史意义的肯定。

　　古人也清晰地意识到，石材本身固难以消失，比起更坚固的金属，石碑上的字迹却是容易磨灭甚至可以削平重来的。更有甚者，野火鸣镝后终将荆棘铜驼，即使原碑尚在书迹尚可辨认，它们的尴尬幸存本身却是对脆弱人事的一种反讽。除了尽人皆知的不著一字的乾陵武则天石碑，还有后世明成祖为父亲准备的28层楼高的巨硕“阳山碑材”，它们一直留在原地从未使用，现代的工程专家认定这么大的石材根本不可能运到现场。或许，准备这些石碑的人们心里清楚，即使再过壮丽，这些烦言冗词也同如寻常人的祠墓之碑，所书所言的终究是“一家之事”，不可能到达他们所梦想的永恒境地的。

　　记录这种“存”“易”之歌的特殊纪念碑中，最有诗意的莫过于南朝号称“大字之祖”的《瘗鹤铭》了。《瘗鹤铭》署为“上皇山樵”，然而，究竟是谁手书了这块少见的“南碑”，起始就为其发源披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由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段，到容有人鹤仙谊的特殊空间，本身便是对于“变”和“不变”的一种诠释。

　　碑铭被移置到通都大邑的公共场合，精心看护，束之高阁。于是，对纪年、断代的关心遮没了本有的物理遭际，精美的拓片上再也找不到斑驳的苔痕和风雨的侵染，在碑林那样的博物馆中，原先保有的广大天地被这些沉默的石头纪念碑“内化”了，不断接续自身的人的时间代替了苍茫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