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柏田
戏曲家兼收藏爱好者何良俊，与嘉兴项家是世交，一五五五年冬天，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八十大寿时，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何曾应邀赴项家贺寿。项铨是个生意人，经商积成巨富，晚年又花钱捐了个吏部郎中的虚衔，他的三个儿子自然要把这场生日寿宴办得热热闹闹。日后，何良俊在回忆这场寿宴时说，这一家的排场之奢侈，实在过分了。
这一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二十余人，每一位宾客桌前皆有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餐毕，用来洗面的是梅花银沙锣，就连漱口盂都是纯金打造的——何称之为“金滴嗉”。此外，目击者看到的奢侈用品还有银水火炉、金香炉等，是夜宾主尽欢后宿于项家，饱受刺激的何良俊又一次吃惊了，他说，就连客房里的帷帐衾裘也全都是锦罗旗缎，害得他一整个晚上都不能闭眼。
为了不给故交一家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何良俊在把这一幕的回忆写入《四友斋丛说》时，没有直接点到这位友人的姓氏，只是泛泛地说“嘉兴一友人”，但康熙年间刊刻的一部嘉兴地方志明确把这段话附在了项元汴的身世介绍后面，可知当时的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富可甲于江南的一家，实非项氏莫属。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包括日后的李日华和董其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味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即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社会精英是由物品来区分的。当他们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那必须是阁主人的至交亲朋才行——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密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时代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壁、大理之石，再加本朝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更是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咋舌不已。
嘉兴项家到底有多少资产？与项元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王世贞作过一个大概的估算，他说，专擅嘉靖朝国政二十年之久的前首辅大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与人纵论财富，搞出了个富人榜，他曾亲与耳闻。在这份富人榜中，居首等的十七家，身份有宗室、勋戚、官员、土司、太监，也有如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无锡邹望、安国，嘉兴项氏这样的商贾之家，都富可敌国，最少的资产也在五十万以上，这其中，大太监冯保、张宏过二百万，武清侯李清过百万，严世蕃过百万，无锡邹望近百万，安国过五十万，曾任礼部尚书的吴兴董份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近百万。严世蕃还特意拿嘉兴项家与吴兴董尚书家作比较，说项家的金银古玩远胜董家，但田宅、典库等不动产不如董家。
原籍河南洛阳的项氏家族是靠什么在江南骤富？一本叫《嘉禾徵献录》的书里说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经商才能，靠经营典当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然后到处置地买屋，收取地租。万历十一年的状元郎、后来担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朱国祚在一篇祠堂记中曾经记述了项铨的一个故事，说项铨买下的一处房屋，几十年后翻修时，从壁肚里发现了一大笔金子，项铨找到旧宅主人的后代，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了他们。或许正是这种诚信的品质是项氏得以发家并保持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项铨死后，把家产以一作三，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比起两个兄长，项元汴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更多遗产，或许是父亲项铨偏心，或许是两位兄长出于对幼弟的关爱，他们都自愿让小弟多占一份，这一令人称道的行为，在地方府志上被称为“让财于季”——季，也就是他们家的老三。尤其是大哥项元淇，更是处处都让着、护着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项笃寿和项元汴。从他的豁达和慈悲心肠来看，可能更多继承了乃父的品质。地方遭了灾，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施粥赈灾，朋友去世了，他就出资抚养其幼孤。据说项铨病重不起的那年冬天，项元淇正在北京，闻听消息星夜往老家赶，他到家时，项铨已下葬，项元淇大哭着跑到墓地，在墓园边搭建了一间草庐为父亲守灵，至于父亲留给他多少遗产他一言都不问起。
在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幼弟面前，项元淇更像是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娇纵的父亲。同时代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慷慨大度，总是意在反衬项元汴的吝啬，同时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之情。项元汴年轻时做过一阵子生意，因刚入道，一些银钱往来的规则也不是很懂，有个生意伙伴把一万余石粟抵押在他那里，抵押期限还没到，项元汴就把这些粮米抛售了，这一不诚信的行径近乎奸商作为，对方不肯歇，官司打到了府城。最后还是项元淇出面调停，让小弟在这桩坐定要输的官司中化险为夷。
尽管像他们的父亲到了晚年一样，元淇后来也捐了个“上林丞”的小官，但和精于国考之道并最终获得进士头衔的二弟项笃寿还是有别，元淇与官方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早年参加过几场府院一级的初考后，他就弃绝此道，转而去经营自己的艺术人生空间了。他在嘉兴和一帮赋闲的官员、僧侣一起组织了一个诗社，自己则是这个文学社团当之无愧的核心，频繁和社员们往来唱和。在他家中，总是座客常满，樽俎不虚，这些经常叨扰他的来客大多是当地诗歌界和书画界的朋友，有时还可以看到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的身影。
风雅如同一滴墨，会沿着宣纸的纹理洇染开去，作为离墨点最近的他的两个弟弟，也早早沾染上了艺文的气息。尤其对年岁最小的项元汴来说，看着自己素来崇拜的长兄和一帮诗人艺术家经常往来，他幼小的心灵肯定对那个充满着笑声的艺术家圈子充满了向往。正是在乃兄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项元汴狂热地迷恋上了诗歌，并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从留存下来的他与元淇的六通书札来看，兄弟俩在信中讨论的大多也是吟诗作文之事。尽管他对诗歌倾注了持续的热情，但可能是个人才能的关系，他到死都没有博得兄长那样的诗名。
这个失败的诗人，手挥丹青却着实令人惊艳。他画的山水小品，学的是元人倪瓒、黄公望笔意，其间尤其醉心于倪，水墨淋漓，书法走的是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路子，都曾得到过晚他一辈的艺术史家董其昌发自内心的赞赏。尤其是他画的墨兰图，师承当朝大家文徵明，是典型的元人笔意，叶子只四五笔，花二三茎，竹十余叶，石头也只孤零零的一块，具体的景物都只是略写大意，却把看似细弱的一株生命，画得气息极为悠长，看来画家不但惜墨，而且惜笔，不但惜手，而且惜心，寻常画匠就是用尽平生气力，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在项元汴中年时画下的力作《花鸟长春册》上，董其昌题跋感叹说，读这份册页就像走在林木葳蕤的山阴道上，让人应接不暇，创作出这样一幅饶具宋人意趣的画作，看来画家不仅要把这些花花草草酝酿透彻，更要有巧思、有闲情，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一一穿缀起来。
这个人一直都是以一个鉴古家兼收藏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偶尔托兴丹青，竟也如此出彩，没有丝毫俗笔，难怪在市面上受到吹捧，时人争相传购。但项元汴作画有一个毛病，总喜欢把他那些诗歌作品题写在画幅空白处发表，要是他的诗与画能够水准相当、珠联璧合，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诗句并没有他想当然的那样优秀，这就让那些求画者很是苦恼。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法子，向项元汴订画前，先向他的随身书童送上三百贯小钱，叮嘱之，一待项元汴画毕，就迅速抽走，拿印章沾满印泥盖在空白处，以免他家老爷画蛇添足再去题款，他们笑称这钱叫“免题钱”，花得一点也不冤。
要是项元汴知道了他的贴身小厮瞒着他在收这些小钱，那还真要把他给活活气死。但大多时候，他是不会察觉到书童的这些小把戏的。他还是继续兴致很高地参加兄长组织的一次次诗会，朗诵自己的新作，向客人发表一些自以为高深独到却惹人暗底下嗤笑的诗歌观点，一有来客求登天籁阁参观他的宝藏，他就把他们拉住，出示自己新写的诗作，呶呶不休地告诉客人们这诗妙在何处，该当如何诵读才能曲尽其妙，来客为了登阁一窥堂奥，总是尽可能多地说一些客气的奉承话，所以，项元汴每次都能收获一大堆让他飘飘然的恭维话。
一五七六年，擅长狂草的书法家詹景凤冒着寒风来到已然名扬江南的天籁阁，求看传说中项元汴的珍秘藏品。照例，项元汴又拿出自己的一叠诗稿给客人观摩，这些五言七言的句子论诗艺实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詹景凤因有求于人，只能和以前的客人们一样，挖空心思地说一些赞赏的话，这让詹很是哭笑不得。詹景凤后来说，自己为了尽观其所藏，不得不顺着他的意，违心地说他诗好，项元汴这人也真像个孩子一样，哄开心了就把所有的宝贝都拿了出来，由着自己去观赏了，但说实话，那些诗真是狗屁不通——詹景凤用了一个称得上恶毒的词“殊未自解”，可笑他还在强自说好不休，人怎么可以没有自知之明到如此地步呢？
现在我们要进入本文最为隐秘的部分，看看这个被父兄惯着、被时代所成全的大鉴赏家到底收罗了哪些珍奇，天籁阁又是凭什么支撑起半部中国艺术史的。按照万历年间鉴赏家、曾游学国子监的顾起元(他也是后文将要出现的李日华的同学)在《客座赘语》中提出的八项“赏鉴”原则，“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那些入藏秘阁的古书画将优先给予讨论。
前文说到的戏曲史家何良俊，在出席项家寿宴的第二年，即一五五六年冬天，风尘仆仆地来到项元汴家中，他在阁中经眼的历代字画，为我们呈现了项元汴早期庋藏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项元汴三十二岁，他的古物王国已基本建成。
跟随着何良俊好奇的眼睛，我们会看到元朝画家黄公望长达三尺的画卷，宋淳熙秘阁《续法帖》，赵孟頫的水墨《江山萧寺》，倪瓒的《雅宜山图》曾经《珊瑚网》著录、文徵明题跋的王绂山水长卷《湖山书屋图》，还有让何良俊激动不已、今已流入东瀛的“米南宫三帖”，《叔晦帖》、《李太师帖》和《张季时帖》。《湖山书屋图》由六张宣纸连缀而成，长三十尺，画远近村舍、烟云变幻，仿的是王蒙笔意，墨色精微，何良俊评之为气息清脱。赵孟頫的那幅《江山萧寺》，用旧纸作水墨，左角下方画三层山，每层密密画古树数十株，第三层绝顶林木尽处画一古寺，右边稍高处作远山数层，意境如同一曲唐人小令，何良俊评为“精绝”。跟随着主人的步履，何良俊一路赞叹着，“甚佳”，“神品也”，“奇物也”。他说出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面对主人诗稿时的忸怩不安，可见赞赏是由心底而起。最后，何良俊的脚步停在“米南宫三帖”前，如同滞住了一般，良久，不知是对主人言还是自言自语：“笔墨飞动，神采焕发，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何良俊在嘉靖三十五年冬天的这次入阁观画，看到的大多是元代书画家如黄公望、倪瓒、赵孟頫、王蒙、吴镇等人的作品，宋代的除了米芾和僧巨然，他看到的不多，虽然间或也看到少量赝品(可能是阁主人一时走眼混杂进来的)，但如此精良的藏品，再换算成不菲的市值，已足以让他目瞪口呆。如果何良俊知道了他这次看到的只是天籁阁庞大藏品里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他未尝经眼，阁主人还藏有米芾的三件画作、苏轼的五件画作、宋徽宗的十五件工笔花鸟秘而不示，他回去一定会暗底下大骂项元汴的吝啬。后来，何良俊仗着项家故交的身份，一次次跑去嘉兴看项元汴，死乞白赖地要求登阁，就是想要看尽阁中所有的藏品。
这些保存至今的天籁阁的旧藏，不知何良俊是否曾经寓目：晋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晋王献之《中秋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唐怀素《自叙帖》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李白《上阳台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宋米芾《蜀素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韩干《牧马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金武元直《赤壁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元吴镇《洞庭渔隐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何良俊的那次观画可以看出，项元汴是一个颇富历史观念的收藏家，天籁阁所藏字画，不论宋元都兼收并蓄，尤以元代文人画家那种形式主义风格的作品比重最大，质量也最高。来自项元汴的故乡嘉兴市的一份最新统计材料也指出，项元汴是以宋元文人画家为主体构建了他的收藏王国，在这个名家谱系中，赵孟頫有如中心坐标，往前追溯，是二王的巍峨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元汴至为推崇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还有一些出于名头不甚响亮的作者之手的尺牍及册页，因年代久远，也在阁中占了一席之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项元汴的收藏世界充满着一种古典观念和趣味，所谓古物之心，乃在一古字，以古为美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鉴赏观。天籁阁里那些出于小名头的艺术家之手却又年代高古的画作，正体现了项元汴这样的一种历史意识。事实上那些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并在艺术史上偶尔得以提及，很大程度上与它们曾经入藏天籁阁的特殊经历有关，因为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了一个尊贵的出生。在艺术品成为追捧对象的那个年代里，出自何人、何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其内在品质的鉴定却经常被放到可有可无的位置。当然，成就项元汴和天籁阁巨大名声的，还是那些大艺术家如假包换的名作，对这些作品千方百计的搜罗，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歆羡，另一方面，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来历考证、诗文题跋以及向参观者展示的过程中，也微妙地传达出了自身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想要藉此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一个人的才能、地位最大的认同来自于国家组织的各级考试，很少有人能禁得住通过国考以取得功名的诱惑，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必由之路。然而，这样一个纯然由古物构成的世界，在项元汴那里竟有着如许魔力，它可以足够抵制住这种诱惑，可以让他醉心鉴藏，可以让他远离意味着世俗成功的仕宦之途，甚至连皇帝的玺书征诏都可以不去理睬。对于项元汴这样没有功名头衔的鉴赏家来说，通过对这些珍贵的版本、稀世少有的古物的大量囤积，补偿了他在科场上的空白履历，从而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通行证。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当然明白物比人长久，每一个拥有者其实都只是时间或长或短的仓库保管员的角色)，由于他连接着宋元、隋唐、魏晋乃至更早时候的文化英雄，保管着这些艺术家的个性、天资与声望，连带着连自己也加入到了他处身时代文化精英的行列，在艺术史写作者看来，这或许正是艺术战胜世俗的一个明证。但在对天籁阁秘藏的这些分析之后，我们会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项元汴和他身边的鉴赏家圈子，与同时代人有着不同的时间观，他们所看重的是往昔的时光，而不是现世里的荣耀。诚然，天籁阁的珍藏世界建立在昂贵的金钱代价之上，但更是由一颗崇古之心所生发、营造，当项元汴花费两千两白银的天价买下《瞻近帖》，又一掷千金买下《自叙帖》之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赎买的正是一种逝去的时间。
来源：嘉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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