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燮《衙斋听竹》
在郑板桥创作的诸多墨竹图中，有一幅表现他灾年为官、心系民瘼情怀的佳作。这个作品，其画面主要由四株浓淡相宜、疏密有致的修竹和一首情真意切、深沉隽永的题画诗，以及作者别具一格的题款构成。四株修竹中，两株为清瘦高耸，枝叶萧萧的成竹；另外两株是新篁，柔弱娇嫩，有如孩子依偎父母似地依偎着那两株成竹。题画诗是作者用他那带着兰竹风味的“六分半书”写成的一首七言绝句，居于画面右下角，曰：“衙斋臥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此画在一般画册里都以“墨竹图”这个统称命名，而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郑板桥书画集》则自出机杼，名之曰《衙斋听竹》。这颇有画龙点睛、引人入胜之妙。
初见《衙斋听竹》图，画面上的那四株竹子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耐人寻味之处。可是一读那题画诗，感觉就不同了。我们仿佛真能听到那四株修竹在风中发出的萧萧作响之声，一枝一叶都蕴含着、传达着作者的爱民、忧民的心绪。而诗中的一个“听”字，更活生生地凸显着作者在特定情境下的忧心如焚、夜不成寐的心境。
《衙斋听竹》图大约创作于清乾隆十一或十二年(1746—1747年)。此间，山东大涝、大疫，潍县尤烈，饿殍遍野，“人相食”。郑板桥由范县转知潍县，到任后即“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户，令开厂煮粥轮饲之。有积粟(者)责其平粜，活者无算。”(见《清史·郑燮传》)有人反对他这样干，理由是应先上报朝廷，等待批示，然后照章行事。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明哲保身之见，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见《重修兴化县志·人物》)这样一个人，身在衙斋中，于夜深人静时，听室外竹枝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疑是民间疾苦声”，实在是非常自然、非常真实的心理反应，很动人。
郑板桥如此关心民间疾苦，绝非偶然，更非利用诗画作秀。他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加之出身寒微，一直过着清贫俭朴的平民生活，对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素来怀有真挚、深厚的感情。他在其《家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又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见《靳秋田索画》)所以，他做了12年“县太爷“，从不摆官架子，夜间出巡，常常是不鸣锣喝道，不打“回避”“肃静”的牌子，只以小吏提的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作为前导，悄然而行，以致被人视为怪诞。(见戴延年《秋灯丛话》)他的一首题为《喝道》的绝句，写的也是这种为官心态：“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这种自省、自愧之情，不正是他与百姓感情相通、休戚与共的内心根据么？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潍县大灾之际，作为一县之长，夜卧衙斋，心神不宁地从风中之竹想到灾中之民，而且想得是那样具体、深入，“一枝一叶总关情”。
有人认为郑板桥性格潇洒狂放，“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见郑方坤《郑燮小传》)。他本人也曾一再表示自己怡情于书画，无意于仕途，向往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生境界。不过人都有他的复杂性，郑板桥也还有其另一面，那就是他青壮年时期即已形成的匡时济世，关心民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社会理想。在美学思想上，他对自己写的那些抒发清高旷达之情的诗词和表达悠雅闲适趣味的书画都不甚重视，认为那不过是“供人玩好”，借以“糊口觅食”的“俗事”，而对杜甫作品中的忧国忧民精神和苏轼“以天地万物为心”的博大襟怀，则赞赏有加。正是因为如此，他写下了一大批直面人生、“直摅血性”、吊古伤今的诗词，哀饥民、悯孤儿、刺悍吏、斥私刑，笔墨酣畅，“沉著痛快”。对于民间的疾苦，他不仅感同身受，而且体会得异常深入。比如在《逃荒行》里，他叙写潍县大灾期间居民纷纷外逃的惨状：“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路妇有同伴，怜而与之乳。咽咽怀中声，咿咿口中语。似欲呼爷娘，言笑令人楚。”处于流离失所中的灾民的苦难、悲伤，他真是“一枝一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进诗里了。
在画上题诗，融诗书画于一体，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效应，这种艺术范式远在唐代即已兴起，此后日益发达，形成了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一个独特的优良传统。墨竹图是其中较为多见也较为突出的一种。它的主要特色，就是作者借助诗书画所特有的艺术功能，三者相互为用，揭示人与竹之间所蕴含的各种各样、无可穷尽的审美机缘。黄庭坚在苏轼的一幅墨竹图上题过这样一首诗：“眼入毫端写竹真，枝掀叶举是精神；因知幻化出无象，问取人间老斫轮。”这可以说是他对墨竹图艺术特色的一个诗性概括。“老斫轮”们的妙笔各具个性，因而历代出现的众多的墨竹图所显示的“精神”，也就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色彩缤纷，自成天地。郑板桥的这幅意在倾诉自己心系民瘼之情的《衙斋听竹》，较之历代同类作品，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艺术的独创性方面，都堪称出类拔萃，因而也就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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