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山水画巨匠黄宾虹在论到中国艺术时说：“中国的道德文章可以不死，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更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由于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艺术就是祛病增寿的良药，历史上凡是世乱道衰的时候，正是艺术家努力救治的机会。”

 

　　以上这段极具文化自信力的话，表明黄宾虹也是从世道人心乃至民族文化本体的高度来看待艺术的，这与中西古今大哲之文化艺术如出一念。

 

　　从书法史上看，书法的迁变与文化嬗变同体共生，文化形塑书法，而书法也揭橥文化，并反映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无不承载与揭橥出彼时的文化审美风尚。而从魏晋发端的书法文人化历史，则更是使书法成为优入圣域的民族文化艺术的最高象征。宗白华认为中国音乐衰落，书法却代替它成为一种表现最高意境和情操的艺术。林语堂则认为，书法培育了中国人基本的韵律感和美学精神。

 

　　书法的文人化性质与独特文化审美地位，决定了书家的文化价值定向，这是历史给出的答案。书法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因而人文化成的文化要求便构成对书法的制约。从线的营构，品格到气韵、风骨、神采、意境都浸透着本土美学的形上追索，而这一切又归约为书家的个体生命存在。一个进入不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书家不可能成为书法大家，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伟大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书法创作也如佛学渐悟的体道过程，书法的高度取决于生命境界的高度，单纯的技巧并不能深入中国文化内部，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中国画中文人画与院画、戾家画之间存在的也是一个技与道的问题。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就指出，世之工人能曲尽其形，而思致气韵则难以臻至。黄庭坚批评周越草书之俗，也是从其“胸次之罪”即境界格调不高出发的。这说明在以气韵、格调相高的书画领域，文与道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里，道并不玄妙，道有形上之道、自然之道、生命之道、文化之道、个体之道。在道的泛化语境中，有一点是共同的，由文化自觉而超越世俗的创造性个体自律，历史上的每一位大艺术家无不具备这一点，这也是技与道的张力所在。当代很多中青年书家将技巧与文化作对立观，在思维上走向二元价值对立，实际上看看古代大家的知与行，这种所谓文化与技巧的对立争论便毫无意义了。“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从1992年介入书法，至今已逾22年矣，思来恍然如昨，而岁月骤逝，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知往者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在这22年不算短的时间里，我用之于创作的时间很短，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了一段时间章草、《书谱》，便罢手，可谓浅尝辄止。后来近20年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了。这倒不是对创作不感兴趣，而是感到创作之难，尤其是在面对古代经典传统时，尤为感受到一种敬畏，因而感到较之无力地感性介入书法，还不如从文化立场去深入地体味它，研究它。20年来从书法理论史、书法史到现当代书法批评乃至现当代美术史、美术批评，写了五六部论著，自认对书法从文化、史学立场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近6年来，开始从创作层面关注书法，试图将对书法的观念思考诉之于创作。当然这里说的创作，仅是沿袭当下惯常的说法，实际上创作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与境界，并不是随便地写写字就可称之为创作。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转换过程，不论是知易行难也好，还是知难行易也好，皆需要严肃虔诚地对待。这里结集的作品，便是近期书法之思与践履之迹，雪泥鸿爪，托为心印。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