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兼习众法，擅长隶、楷、行、草诸书体，尤其对楷书和行书的确立作出了极大贡献，被后人尊为“书圣”。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人人景仰的一座高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仅很早就成了人们仿效临习的范本，也成了宵小之徒作伪射利的对象。

 

　　六朝时期，书画艺术品赏鉴收藏之风渐盛，名迹买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别的不说，王羲之的传世书迹中就假货色甚多。

 

　　南朝刘宋时的鉴赏家虞和，曾奉诏搜访二王名迹。他在《论书表》中说，当时上当吃亏者大有人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也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这是较早记载书法名迹作伪的文字——先摹仿二王书迹形貌，再用茅屋脏水染色，加上搓磨作旧，还故意把真伪书迹糅杂一起，务求鱼目混珠，瞒天过海。这种种手段之高妙，实令人匪夷所思。看，类似的手法至今不是还有人沿用吗？有不计贵贱悬金招买的需要，才会有轻薄之徒锐意造假投其所好。

 

　　南朝齐王僧虔在《论书》一文里提到，晋穆帝司马聃时，有张翼擅效仿王羲之自书表，观之者难分真假，令王羲之也慨叹“小子几欲乱真”。同时还记载说，“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张翼、康昕、南州释道人等，均与王羲之父子时代相近。他们着意模仿右军书，均能达到乱真程度。

 

　　梁武帝萧衍在位达四十八年之久，半壁江山算得上久享太平。张僧繇为其时名画家，深得萧衍赏识，凡崇饰佛寺之事，多命张氏主之。

 

　　在《答陶弘景书》中，萧衍很不客气地指出颇有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乃至损害了王书声誉的状况。在鉴别王书真伪方面，他也每有警辟之语，如说“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这显然是颇见心得之言。据记载，在着力搜访之下，萧衍时期宫廷所藏二王书迹独多，计有78帙767卷，皆重加装褫，题金饰玉，宝重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