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关系：

　　中国书画在传承延续方面，与西方绘画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绘画遵循的是自然观，也有类似师徒传授制的画室教育；中国书画在“师造化”的同时更注重师徒传授的规范，有严谨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有间接的和直接的。无论是宋代的苏东坡，还是明代的沈周，在他们的身上都可以感受到前代艺术的影子和基因。即便是“个性派”的清初“四僧”、“扬州八怪”，还是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垒建中国书画的大厦。在中国书画的鉴定方面，一方面要理清书画家传承的对象，同时又要比较这种传承的差异。这项工作也是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也是书画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时空意义：

　　任何一件绘画或书法作品，都有特定的时空。也正是有了时空，美术史才显得有序和严谨。画家的生卒年构筑了时序，画家的籍贯、一生的流转落定了空间。这两者的统一也是书画鉴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多的绘画、书法作品上画家经常会题上纪年或创作地点。空间的概念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画家很少一生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南北的大转移，也有局部地域的变迁。如现代画家黄宾虹一生就流转过很多地方：浙江金华、安徽歙县、上海、北京，最后寓杭州栖霞岭以终。不同的地域环境对画家的创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画题、题跋与印款：

　　画题是指画作的题目或名称，有明确具体的，如北宋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元代吴镇的《渔父图》等；也有模糊抽象的，如明代徐渭的《花鸟》、清代石涛的《山水》等。有些画作起初是没有题目的，也有后来人加上题目的。画题有时会给我们透露一些信息。如明代画家沈周的《庐山高图》。庐山是很多画家笔下常有的题材，五代荆浩就有《匡庐图》。沈周笔下的庐山，不是书斋中面摹古人的悟对神通，而是阅历积淀在他的画中，同时也包含着深深的哲学思考，这幅画就是为他的老师而作，以祝寿之用，寓意“寿比南山”。还如宋代山水画和元代山水画的画题有较大的不同，宋代的画题多体现“游观山水”的面貌，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赵喦的《春游图》、南宋马远的《踏歌图》等。而元代山水画题多体现“书斋山水”的面貌，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春山读书图》、《青卞隐居图》等。时代的大变化也会给画家的心境和画境带来巨大的影响。

　　题跋，是指题于画上或题于画外的题记，有作者自己题记，也有鉴藏者或其他人的题记。题记的内容多为创作此画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环境等）、收藏此画的情况、此画流传的情况、对画的评价等等。题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将画作的年代距离为我们拉近了，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著录，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画外的故事。印款的种类也很多，有画家自己的，也有鉴藏者的。有名章，也有闲章。有阳刻也有阴刻，也有阴阳合刻的。有单一印款，也有组合印款的，如“乾隆五玺”等。一些鉴藏家喜欢用很多印，如明代的大收藏家项元汴等。这些都是鉴定画作时要注意的要素。印鉴是书画鉴藏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如1992年，美国纽约Christie’s拍卖公司举行的“李氏群玉斋藏书画”专场拍卖会，有一件唐代书法名迹，提供了诸多印记、题跋和著录资料。即陆柬之《五言兰亭诗》（水墨纸本，22.2×67.3cm）手卷，有明书画家李日华、沈颢题跋，宋徽宗、赵少昂、项笃寿、项元汴、冯梦祯、吴廷等诸家印记63方，此作在北宋徽宗《宣和书谱》、北宋米芾《书史》、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书中均有著录。

　　书画著录：

　　南朝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在《后汉书·张兴传》中有载：“（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著录”即“著于籍录”（唐代李贤注）。通俗地讲，书画著录就是将书画作品记载、记录下来，汇编成书。主要内容有书画的作者、书画名称、题材内容、书画家介绍、尺寸大小、材料、装裱特征、品相状况、藏品来源、流转情况、鉴定情况等。著录是书画鉴藏重要的内容和依据。书画著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类是官方著录，主要是指宫廷收藏书画著录类。如北宋徽宗时期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书谱》记载有1240余件，《宣和画谱》有6396件。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以第一手材料记录宫廷书画收藏的著录。清圣祖玄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命王原祁为总裁，会同孙岳颁、宋骏业、吴日景、王金生等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共100卷。卷首有玄烨的《御制序》，计分论书画、书画家小传、书画跋、书画辨证及书画鉴藏等门；论书画一门又别为书体、书法、书学、书品及画体、画法、画学、画品等类。征引有关典籍1844种，注明出处，体例完善，甚便稽考，是我国一部大型的书学、画学类巨著。成书于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的《石渠宝笈》，是乾隆皇帝命张照、梁诗正等人编纂，共四十四卷。后又命董诰［1740-1818年，浙江富阳人，字雅伦、西京，号蔗林，尚书董邦达之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乾隆三十六年入值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土，历工、户部侍郎，后病卒，谥文恭］、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徵人。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善篆、隶、行、楷。著作之富甲于一时。著有《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推重）等编纂续编，共四十册，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第二类是私人著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己的藏品著录，如北宋米芾（1051－1107年）的《书史》、《画史》，清代高士（1645-1704年）的《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近人庞元济（1864-1949年）的《虚斋名画录》等。一种是著录者过眼书画。如唐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目前发现流传下来最早的著录书籍）、元人周密（1232-1308年）《云烟过眼录》、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今人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等。

　　书画著录，是前人对书画收藏的一种传续和记载，作为书画鉴定和收藏固然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书画鉴定最终还是要忠于原作，本着客观现实的原则，著录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能作为辨定书画真伪的工具。

　　赞助问题：

　　书画赞助体制是书画家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在西方，艺术的赞助体制有很悠久的传统和规范。艺术赞助制度一方面繁荣了艺术创作，另一方面也束缚了艺术创作。巴洛克艺术大师——荷兰画家伦勃朗就敢于违背赞助人的意志，根据自己的艺术法则和艺术追求创作了《夜巡》，最终给他带来的是厄运和穷困潦倒，但他是一个艺术的胜利者。很明显，赞助体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左右画家的创作。中国的书画创作也存在赞助的状况。一是宫廷的供养，如宫廷御用书画家的创作等。这种关系一般比较严谨，是君臣的关系，是隶属的关系。谢柏珂在谈到皇家赞助的情况时说：“皇家赞助是与皇家收藏齐头并进的，它是由天赋的正统性、道德品行，以及皇帝的文化领导能力等信念所支撑的。雷德侯用‘灵宝’一词来形容宫廷艺术收藏最初的政治功用。这个具有神圣威力的财宝，是‘上天与统治者所签协约的符节’，以显示其天恩”（洪再辛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清代以后的商业赞助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赞助关系。这种关系比较微妙，有朋友之间的谐好；也有纯商业的买卖；也有一种是善意的资助，不求回报。艺术的赞助从本质上看是有益的，但当代意义上的某些商业赞助有悖于艺术规律而带有某种功利目的。

　　统而言之，中国书画的真伪鉴定，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课题。在传统的时序里我们也许还能重构书画的真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