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哪部老电影里有句台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其实搞书画收藏还真得拿出点这种精神来。大家知道,目前书画作伪五花八门,手段多样,纵使你已经看得很仔细了,可有时还难免会出现差错,真可谓防不胜防。因此,在鉴别书画作品时,我提倡严一点,再严一点。
严格地说,书画鉴定还不仅仅是对作品真伪的鉴别,因为自古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情况极其复杂,有些不仅仅是用真伪二字所能概括的,如古画摹本,后加伪款的作品,代笔、真伪拼接,等等。即便我们抛开这些不谈,只谈直接作伪的作品,情况也是相当复杂。我常听到人们说:书画行业水深啊,对此自己也是很有体会,工作经验越丰富,人也就变得越谨慎,不敢轻易点头,一定要把画挂在墙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又看。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认为否定一件作品很容易,不难。可是当你要把一件作品说“对”的时候却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当你要买这件作品,或是有朋友打算买而来求教于你时,你的一个决定也许刷出去的就是几十万元或者几百万元。
严点,再严一点,争取使犯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有时你能发现问题也许就在于你多看的那一眼。记得多年前我刚开始买画不久,我买了一幅先生四平尺斗方的人物画,画的是一位彝族少女汲水的场景。买完之后,我把画给先生看,史先生认为这是老师的真迹精品,还在边上给题了跋,我兴高采烈地把画拿回家藏了起来。过几天有朋友来访,我拿出这幅画给朋友展示,当把画挂到墙上后,在明亮的照射下,我猛然发现了在画的右下角山石的边缘部分有一条不明显的接缝,“思聪”二字的落款和印章正在后接上的这一部分上。我赶紧把画取下来,仔细查看,这才发现画的整个右下角都是后拼接上去的,与原作并非是同一张画。因为我知道画上先生常用的这方印章是由他的学生刻的,我便马上到国家画院找到了,请他来看。先生看过后,说他刻的印章比画上用的这个要小些。这幅画上的落款和印章都是由别人伪造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也就是过去做伪常用的手法――转山头:把一张真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下画面的主体,然后再接上伪款伪印部分;另一部分真款真印再去接上伪画。这样原来的一幅画就成了两幅画,各是一半真一半伪,让人难以分辨。尽管我买的这幅画绝大部分是先生画的,并且还很精彩,但是看到伪款和伪印还是让人心里别扭,我找到了买画的画店,要求给我换一张别的作品,我没有告诉画店老板换画的原因,怕他知道实情后刁难我。老板让我自己在他店里的画中去选,我选了一张先生画的大幅《少女牧猪图》,用老师的作品换了学生的画。很长时间,我一直为先生的那幅作品惋惜,好端端的一幅画为什么被分成两半呢?实在是“转山头”的作伪者因为一点小利而糟蹋了一幅伟大的作品。目前,这样一幅完整的人物画的市场价格应该在一百几十万元左右,未来的价格增涨空间仍然很大。
最近我又遇到了一幅先生的作品,这次是因为自己已经养成了严格的习惯,马上在印章上发现了“问题”。这幅画是先生198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画的是一位彝族妇女在黄昏时背柴回家的情景,是思聪先生最具代表性的题材。这幅作品画面一目了然,非常生动,落款书法也写得漂亮,是思聪先生的典型字体。可是当我看到上面的印章时,我看出了问题,画面上用的印章“周”字是先生晚年时由青年篆刻家徐海为她刻的,可是,1983年先生完成这幅画时,徐海才14岁,他那时根本不可能为先生刻印章。后来刻的印章怎么会落在以前完成的作品上呢?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印章是伪造盖上去的,要么就是1983年先生当时画完这幅画时没盖印章而多年之后又补盖上去的。如果是伪章这画就有缺陷,如果是后补盖的就要找到相关证据。我找出了先生的作品集,翻看了她的大量作品,在里面终于又发现了两幅类似的作品,其中更早画于1980年的一幅画上也同样盖的是徐海刻的这方印章,这就证明了先生当年画完画儿有时是不盖印章,而是后来又补盖上去的。这个事情虽然很小,盖什么印章一般人也许也不会察觉出来,但在我眼里一幅画的任何蛛丝马迹理应都弄得清清楚楚。严谨发现问题,耐心解决问题,不带问题收藏,保证收藏质量。
我庆幸自己没有犯懒,没有马马虎虎就给作品下了结论。搞艺术投资收藏,不怕你严格一点,苛刻一点,你越严格你出错误的几率就越少,你花的冤枉钱也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