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张好好诗》（局部）

 

　　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晚唐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墨迹，是传世中国书法名作中堪称国宝的难得珍品之一。民国间此卷被清室废帝溥仪辗转携往东北伪满洲国“宫内”，抗战胜利前夕，因日寇及伪满溃败之乱，始散落民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张伯驹先生捐出，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虽只短短十数年，然此中曲折，似颇有可说者。

 

　　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墨迹，是传世中国历代书法名作中堪称国宝的难得珍品之一，正如张伯驹先生《丛碧书画录》所评：“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而赠好好诗与杜秋娘歌久已脍炙人口，尤为可贵。”民国间此卷被清室废帝溥仪辗转携往东北伪满洲国“宫内”，抗战胜利前夕，因日寇及伪满溃败之乱，始散落民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张伯驹先生捐出，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虽只短短十数年，然此中曲折，似颇有可说者，因就平日所见各家相关之记，概述其始末大略，或亦可聊备艺林掌故。

 

　　一

 

　　曾亲历、主事并毕生关注故宫散佚书画追寻的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再增补彩图典藏版)一书中记：“一九三二年，溥仪到了长春，在伪满洲国康德元年或大同二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放存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七十箱，运至长春伪宫内，由刘振瀛负责看管。装书画木箱存放在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书画册子和挂轴亦同放在一起；小金库十八个则存于内廷缉熙楼客厅，内有六匣装汉玉计一百余件，余则为古玩金饰。”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迁移通化，溥仪十三日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十七日乘一架小型军用机企图逃往日本，过沈阳为我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所俘，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则先后由人民部队上缴，归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管”。而“原藏于长春伪宫小白楼的历代法书名画，在很短时间内，经过值勤‘国兵’的一番争夺洗劫，剩下满楼空箱空匣，和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花绫包袱，凌乱之景，无法言喻”。这些抢得书画宝贝的“国兵”们，“有的人家在吉林、辽宁、热河等省，尚未获得解放的地区，大都把劫来之画携回家乡，秘密保藏起来，有的家在黑龙江的，当时全省已经解放，‘国兵’们并不了解有关政策，大多暂时在外乡作客，存在观望态度，以所掠国宝求售，过着舒适的流寓生活；最具有利条件的，就是长春(即伪京)的‘国兵’，他们直接将所掠获的物品转移到自己家里。凭借市面的行情，做一番交易，大获其利。甚而通过在一起抢夺时彼此了解的有利条件，从中作起贩卖伪宫佚出书画的生意。”更令人发指的是，其中还有为掩人耳目或害怕追查，将国宝书画埋入地下，甚至烧毁灭迹者。杜牧《张好好诗》卷即惨遭“国兵”王学安埋藏之荼毒，杨仁恺先生书中记其事曰：

 

　　此人之所以下此毒手，出于上面的严峻形势，他把一批唐宋国宝埋入地中，外边风声转缓之后，再从地下挖出来。由于地下潮湿，腐蚀现象极为严重，纸本书画尚可挽救，因为埋下去的时间不长，侵蚀性通过装裱冲洗，大体还能修复；至于绢素本，大都脆断，并已脱裱，而画面上所施色彩，更无法使之复原，即是巧夺天工之高手，也无法挽救……《宣和书谱》著录的唐代大诗人杜牧之自书《张好好诗》……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剧迹……南宋时为奸相贾秋壑所窃据，入元归大鉴藏家张晏所有，明时由董其昌庋藏，并刻入《戏鸿堂帖》中，清初则为真定相国梁清标珍秘，随后进入清内府，再经历次波折，埋入土中，挖出时已经满纸霉点，有的地方业已碎破不全。至于原来的宣和装潢，竟面目全非了。幸好此卷为唐制白麻纸本，抗腐蚀的麻纤维性能还可以，没有全部霉坏，毕竟纸质已经变化，墨色灰暗，甚而剥落，使原作的神采大为减退，再高技巧的裱画师，对此种原质上的损伤，束手无策，只能从表面上下功夫补救，已不能使之重放异彩了……埋后的《张好好诗》虽经名鉴藏家请高手抢救，然原(元)气已伤，与未埋前的保存状况相较，大有逊色。

 

　　当然，早在清初顾复的《平生壮观》中，就已记此卷“后纸糜烂，两句字不可读”，虽顾氏有“何伤全体”之说，可知其状况应该还算可以，但两百多年后再遭土埋，则其损伤，肯定更甚；而与此卷同时被埋的传为唐玄宗颁赐毛应佺《恤狱诏》，《平生壮观》著录为白纸，并未言其有损，所以杨仁恺先生记其“书心的破损虽较《张好好诗》卷略好，而装裱已经脱落”，也许亦与之有关。

 

　　劫后幸存的《张好好诗》卷流入市场，为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购得，张氏所编《春游琐谈》卷一有其所撰《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一文，谓：“卷于庚寅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之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兄告于余，谓在惠孝同兄手，不使余知，因余知之必收也。余因问孝同，彼竟未留，已为靳持去上海矣。余急托马保山君追寻此卷。未一月卷回，余以五千数百金收之，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庚寅为1950年，靳伯声是琉璃厂书画商中精干且具眼力魄力者，当年故宫散佚书画中剧迹如唐孙位《高逸图》、宋徽宗《柳雁芦鸦图》、范仲淹《道服赞》等，多经其手。秦仲文(1896-1974)名裕，著名书画家，尤工山水，曾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京华美术学院、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惠孝同(1902-1979)名均，号柘湖，满族。早年参加湖社学会，任理事。擅山水，精鉴赏，北宋王诜(晋卿)《渔村小雪图》卷，曾为其购藏。而马保山即琉璃厂墨宝斋书画古玩商马宝山，曾与靳伯声等一起往东北收购故宫流散书画。其为张伯驹先生洽购的名迹中最著名者，即展子虔《游春图》卷。其晚年结集出版的《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一书中，有《小白楼流出书画争购琐记》，忆当年为张伯驹先生购《张好好诗》卷之细节，更详尽生动：

 

　　杜牧书《张好好诗》是唐代书法中最重要的墨宝之一……是一件历代流传有绪的国宝。末代皇帝溥仪携往长春，小白楼事件中被伪军王学安抢出埋入地下，见登报收购后挖了出来，售与天津古玩商靳云卿。后来张伯驹想购买是卷，托我助成其事。靳云卿是靳伯生的二弟，我和他没有来往。此时靳伯生没在北京，我便去找靳伯生之妻金玉梅商谈，金说：“此卷现在我手，你拿去给办吧。价至少四十两黄金。”张伯驹看后说：“解放后不准黄金买卖，已有公告颁布，买卖应用人民币计算。”就这样，我往返与商多次，未能成交。这天我又去靳伯生家和金玉梅解释，黄金买卖是严重违法行为，我们不能做违法之事。这时靳云卿突然从里屋蹿出，双手掐住我的喉咙，大声吼道：“你今天不给黄金我就要你的命！”金玉梅见状，吓得忙去解救，连声说“给你黄金”，靳云卿这才放手。我猛然受此欺侮，精神有些恍惚，乃将经过告知张伯驹，张立即同我去找靳云卿理论。靳云卿躲藏起来未敢见面，只有金玉梅出面，应允按照法定人民币办理成交。张伯驹叫我去法院告发靳云卿的野蛮行为，经金玉梅再三请求，叫靳云卿在恩成居饭店向我赔礼道歉了事。

 

　　二

 

　　其实，在张伯驹先生购得之前，张大千先生弟子、同好古代书画的藏书家常熟曹大铁先生，也曾在琉璃厂获见《张好好诗》卷，其《梓人韵语》(南京出版社1993年7月)所收《念奴娇·观杜牧之赠歌妓张好好诗书卷真迹》一词后，有注语：“六月上旬，偶过来薰阁书店，主人陈济川出示此卷，出热河行宫，亦长春劫灰外物也。曾见之《戏鸿堂法帖》中，不意尚在人间，真墨林瑰宝也。即欲求购。云系一贾客寄存，不可。即晚，以所见语葱玉。后此三日间，余偕葱玉同往求观，终不得再见。怀此剧迹，历久不释，遂谱此解。”其词曰：“书林邂逅，识杜郎俊爽，笔精诗逸。好好音容如在眼，依约蕙心纨质。宛转尊前，轻盈掌上，弦管长安陌。沈郎腰瘦，无多消受声色。惊心洛下东城，当炉小语，娇诉辛酸历。底事少年生白髭，吏墨政荒忧戚。徒散高阳，歌残金缕，门馆悲凉忆。感时溅泪，泪痕千载还湿。”葱玉即曹氏挚友、著名书画鉴藏大家张珩先生，此时已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西谛)先生点名推荐，自沪赴京，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而其与曹氏数往求观不得一见之《张好好诗》卷，好像没过多久，就在他那里有了下落，故《马衡日记》(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3月)1950年6月21日记：“下午，至葱玉处看杜牧《张好好诗》，乃溥仪赏溥杰物，应由故宫收购，而西谛谓字卷可以不收，奇哉。”但最后故宫博物院还是未收，张葱玉先生也力不从心，却又不能忘怀，遂于1960年国庆后一日，在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2000年12月)中《杜牧张好好诗卷》条下，写下了这样的回忆：“琉璃厂估人得之，秘不示人。予北来后，间以示予。摩挲爱玩，不能释手。然力不可置，乃介伯驹以黄金五十两收之。”

 

　　除《张好好诗》卷之外，《马衡日记》中还颇记当时有关方面为收回故宫流散书画所作的种种努力，如北宋王诜《渔村小雪图》卷：

 

　　(1950年)三月九日，晚，文物局宴刘肃曾(虢盘主人)于同和居，马夷初、沈雁冰、丁巽甫皆在座。沈部长出示陆志韦书，谓王晋卿《渔村晓雪图》卷有稍纵即逝之危险。价不出黄金四十两，彼愿借款买下，政府能于三五年内收回，彼当效劳，意殊可感。马济川允送来一阅，明日当函催之。

 

　　(1950年)三月十日，函马济川，索阅王晋卿《渔村晓雪图》卷。

 

　　(1950年)三月十八日，诣于思泊，托致王晋卿《渔村晓雪图》卷。

 

　　陆志韦(1894-1970)，语言学家、诗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沈部长即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1896-1981)，于思泊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于省吾(1896-1984)。马济川一名马霁川，琉璃厂玉池房老板，是较早往东北搜罗故宫散佚书画并转手倒卖获利颇丰者，其中包括最终以黄金二百二十两售予张伯驹的那件展子虔《游春图》卷。但《渔村小雪图》卷结果还是由惠孝同购得，后来才归故宫，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中因记：“王诜《渔村小雪图》，《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真迹。长春李植甫、天津靳蕴清售与北京画家惠孝同，后价让故宫博物院藏。”当然，也有经国家领导及有关部门特别关注，不惜重金，千方百计购归者，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原清宫“三希堂”中的“二希”：东晋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马衡日记》1951年10月25日至12月5日，几乎逐日详记此事动态经过，当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张伯驹先生既获《张好好诗》卷，“有《扬州慢》一词题于后，云：‘《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青楼梦醒。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词中“奈腰缠输尽”一句，也许多少透露出一些张氏自己当年的境况。几年之后，此卷便连同陆机《平复帖》、范仲淹《道服赞》等一起，捐入公库。历尽沧桑的国宝剧迹，终于有了似乎是前缘注定的归宿。而有关部门颁发的奖金，则被主人用来购买了国家为经济建设发行的公债，唯独留下了那张文化部的“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